陶冬：粮食、肉类是全国调配的软商品，不是某一个市长能解决的。而且它们的生产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地方政府采取行动，遏止物价上涨，最多只能起一点表面作用，很难治本。最好的例子就是兰州牛肉面限价事件，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将一碗面的价格从三块压到两块五，结果是餐馆在肉和面的数量上做手脚，消费者一碗面吃不饱了。这是典型的政治动员式行政干预下的结果。
　　我认为政府需要大量从海外进口粮食和肉类，以此来解决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供需失衡，抑制物价的超速上升，同时通过财政补贴手段，减轻城市低收入人群因通货膨胀所承受的压力。
　　中国积累下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多增加进口，减少一些顺差是合理的。同时也可以给进入大选年的美国带来好处，有国际政治关系上的正效应。农产品进口有国家安全上的敏感性，但这是工业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结果。今天在粮食自给问题上的争论，有点像1990年代初的在石油问题上的争论，最终的结论早由中国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给出来了。中国在农产品问题上现在也走到了这个门槛上。
　　在政策措施上，我想加息势在必行。加息很难减轻实物供应上的压力，不可能提高生猪供应，但是不加息，实际储蓄利率必然会深深进入负值，将资金挤向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加息不是货币紧缩，而是使利率水平与变化中的通胀水平相适应，维持一个中性的货币政策。我认为，中国今年下半年至少会有两次加息，明年至少会有三次加息，储蓄利率的上涨幅度会大过贷款利率的上涨幅度。
　　庄健：有一些问题并不完全是由市场因素造成的。有人分析现在猪肉涨价除了供应问题之外，可能与流通环节、屠宰、检疫等部门的垄断地位有关，他们趁机加价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局面。所以针对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出面制止价格联盟、消除垄断也是十分正常的。尽管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还要采用一些行政性手段调控经济运行，但总的方向应该是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各种市场价格信号对供求关系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针对经济增长过快问题，上半年政府更多地运用了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这是因为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节，政策的灵活度也比较高，而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调整，出台需要经过很多的司法程序，因而较为谨慎。
　　由于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整，很难照顾到结构性问题。比如加息就不可能对经济结构调整起明显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视同仁的，对所有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都一样。因此现在大家都希望财政政策，比如通过调整税率和财政支出安排，达到到结构调整的目的。
　　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微调的方式有助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只要方向不变，调控效果会逐渐显现。这一点普通老百姓可能体验不到，国有大企业也许不太在乎，因为他们的利润往往靠垄断获得，对利息并不十分敏感，但市场化比较充分的中小型企业的感觉就很明显。
　　记者：在这一轮涨价背景下，价格改革备受瞩目，除了农副产品价格，能源价格、公用事业产品价格等一系列价格改革何去何从？在当下的宏观形势下，应该暂缓这些改革还是加大力度推进改革？
　　余永定：中国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成品油、电力、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过低，矿产品的资源税过低，环境污染成本过低等问题。调整的进一步展开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必然导致物价的进一步上升。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善资源配置，尽管会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产生不利影响，许多价格调整措施依然是必要的。但考虑到通货膨胀恶化的大环境，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在微观放开(调整价格)的同时，在宏观(总量)上加强控制。在有些情况下，价格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
　　左小蕾：这些改革现在肯定是被抑制了，现在价格体制改革遭遇较高通胀率的掣肘。我们错过了很多很好的改革时机。在低通胀的时候没有及时调整，现在通胀呈增长态势，不太可能调整这些价格制度。在去年、前年通货膨胀水平只有零点几的时候，应该下决心调整能源价格机制，调整资源税。今年再想要调整，肯定要投鼠忌器，在现在高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资源税一提，企业马上就转嫁，把产品价格提起来。控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相关的价格机制调整就要让位。关于资源税的问题早就提出来了，不可再生的资源被用来出口、能源公司海外上市，资源税低得不得了，这是国家资源的一种流失，应该早一点想办法解决。
　　尽管如此，资源税问题还是可以提出来的，因为需要经过一定的人大的讨论程序，资源税实际上并不会马上征收。经济形势就是这样瞬息万变，各种各样的因素促成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进行价格机制改革，应该要抓住所有的时机，不能让形势变化困扰和延误了改革。
　　陶冬：这一轮价格上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它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和谐。在零售物价趋于稳定之前，我相信在政府可以控制的其它领域，价格调整需要延期。
　　这个过程会制造一系列矛盾。比如，中国原油价格与国际接轨，但成品油价格没有与国际接轨，中国煤炭价格与国际接轨，但电力的价格却仍受控制，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行政干预，必然带来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较力，从而为价格改革带来不利的影响。
　　庄健：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公共事业的产品价格，水、电、煤气，长期处于低价格，所以导致对它们的消耗、使用都不太在乎，造成了这些领域的浪费、低效率和紧缺。不推进这些方面的改革，“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如果只是依靠行政性手段，而没有市场化的因素，没有价格机制在起主导作用，也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但我觉得目前这些方面的改革有必要推迟进行，因为如果目前出台，无疑会加重通货膨胀态势。今年如果四季度物价水平平稳了，我觉得可以在年底，或者明年年初陆续推出这些方面的改革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