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价格的上涨，直接原因肯定与供给有关，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必要的和及时的。是不是仅仅是供给不足呢？通货膨胀本身是一个货币现象。这种情况不是供求关系能简单解释的。如果仅仅局限于供求关系的解释，可能会忽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应对措施上就可能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就达不到政策调控的预期效果。通胀有传波效应，通胀预期上升，消费者的行为、市场的行为，都会向高预期方向调整自己的行为，把通胀越抬越高，产生螺旋上涨的可能性。
　　庄健：本轮农产品价格上涨既有国际市场粮油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因素，也有部分经营者趁机合谋涨价、哄抬物价的因素。但是担心农民会因为害怕出现2005年的暴跌而不愿增加生产，我觉得没有必要。
　　首先，农民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考验，也开始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预期。伴随国家多项支农、富农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到位，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将得到有力保障；
　　其次，对于专业养猪户来说，他们普遍具有多年的市场经验，放弃养猪去做别的不合算；再次养猪户多与承包商、经销商甚至生产商签订合约，具有长期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采取鼓励措施，如对生猪疾病的控制，对意外风险的保险等，这样养殖户就会倾向于增加供给。生猪生产有一个周期，短期内供应偏紧，但随着各项措施逐步见效，夏粮又取得丰收，食品价格上涨的势头会明显回落。
　　二、如何把握新一轮宏观调控
　　记者：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这是否意味着宏观经济已经过热？如果是，那么，是结构性过热还是全局过热？过热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紧缩调控？
　　陶冬：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这个问题本身还值得探讨。我认为，中国经济在货币领域出现了明显过热，但在实体经济上过热并不严重。
　　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动力主要来自消费和净出口。私人消费增长是好事，它是今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引擎，应该鼓励；进出口方面，贸易失衡的问题短期难以消除。由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及2004年、2005年新建了大量的工业产能，发挥了进口替代的作用(如钢铁、设备)，贸易失衡是一个结构性的长期问题。这两点都是政府不应该管、也管不了的问题。投资增长主要来自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建设，这些与2004年的工业产能投资不同，是好的投资。
　　目前的经济发展与2004年有重大差别。当时煤电油运出现全面紧张，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政府不得不对经济踩刹车。今天，尽管物价、GDP和投资在涨，但是基础设施的瓶颈现象并不明显，暂时还没有看出这种增长速度的不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有没有问题？有。主要体现在货币领域，体现在通货膨胀的死灰复燃，体现在资产价格的快速增值，体现在信贷增长的居高不下，这是货币领域的问题，需要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但我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过热，也不认为中央政府需要采取新一轮的一刀切式的全面紧缩。
　　左小蕾：如果要解读偏热的话，不能说GDP增长率9%就是不偏热，11%就是偏热，9%就是不快，11%就是快。短期内关于是否过热的宏观指标最重要的信号是通胀水平。高通胀高增长是经济过热的典型表现。不能说现在已经是高通胀，但是通胀的预期是一个上涨的预期。所以从短期内、从宏观指标上，我们就要防止它向偏热转向了。从防止低通胀低增长的这样一种态势，变成防止高通胀高增长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