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在巴黎留下过痕迹（或者巴黎在他们身上留下过痕迹）的伟大作家的对话是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在小说《我的巴黎》的“鸣谢”部分，斯科特表达了她对仍然在巴黎游荡着的那些幽灵的感激。她感谢巴尔扎克（尤其是他的“两性化”的《金色眼睛的女孩》），她感谢斯坦因（尤其是她关于语言、种族以及共和制度的著名见解），她还感谢波德莱尔和柯蕾特，她还感谢雨果和他的女儿阿黛尔。最后，她特别感谢本杰明，因为在《我的巴黎》之中，小说主人公与“本杰明的幽灵就他描述历史的蒙太奇手法展开了关键性的对话”。
　　一个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女性与这些幽灵在巴黎的对话是这部被视为女权主义代表作品的精神框架。这位对现实有很高要求以及对历史有很深体会的女主人公来自一个地理上与欧洲分离而文化上与欧洲同源的大陆。她走进了这座被本杰明称为“19世纪的首都”的城市。这座城市既是她永久的精神家园，又只是她临时的栖息地。她在城市中心一间很小的房间里住了下来。她记录下自己短暂又永恒的“停留”（或者说“回归”）。她的第一个句子就将自己带进了幽灵的世界：“像巴尔扎克的一个女主人公。”她这样比喻道。
　　这比喻模糊了现实与历史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表面上，《我的巴黎》在谈论现实，实际上，它却沉湎于历史。它看上去是一部生活的“流水账”，一部抹去了日期的日记。事实上，这生活之流只是主人公“意识流”的路标，在它的下面荡漾着情感和情绪的涟漪。真实的生活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媒体：“巴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巴黎”。《我的巴黎》是一个虚构的“女人世界”（内心世界）。这个世界与已经开始“信息化”的外部世界激烈冲突：刚刚觉醒的“女性”开始抵制形式更加隐蔽的奴役。
　　然而，进入这“女人世界”的道路上极为坎坷，因为《我的巴黎》中充满了语言的实验。这些为阅读设置的障碍也许可以看成是作者对先贤斯坦因最实惠的“感谢”。（斯坦因用激进的语言实验将女权主义带到了极限。她“不正确的”英文至今让无数人望而生畏。）《我的巴黎》最明显的实验是几乎消灭了逗号。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停顿都用句号标志。比如“像巴尔扎克的一个女主人公”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句子。而最极端的是，一个单词（不论虚实）也都可以单独构成一个句子（比如“但是。”）。它另一个明显的实验是基本上消灭了动词。小说用现在分词代替了动词。这使它读起来充满了“动感”以及骚动不安之感。
　　如果没有逗号可能并不影响翻译的话，用分词代替动词则完全堵死了翻译之路。《我的巴黎》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巴黎，我这样告诉斯科特。我曾经在她的写作课上滞留了两个学期。那是强度很大的课程，几乎每周都要交作品，学期结束更要交出一篇6000字左右的大作品。这强度很大的课程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感，因为几乎每周我都会在最高的评价中听到自己的名字。这成为惯例的评价令我对英语开始有非分之想。
　　在进入她的写作课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是著名的作家。而在最后一节课结束之后，我才向她暴露了我在另一种语言中的“身份”。我用这暴露向她告别和“鸣谢”。
　　这暴露对她不足为奇。她相信我能够用我在其中还没有身份的语言写作。我没有信心开始的那种写作才是对她衷心的感谢。